古代钱币造假 伪造古代货币并使用-趣味历史

自古以来，只要有大利益，就有风险和罪恶。在中国古代，自宋代纸币发行以来，制造假币的行为更加猖獗。比如南宋查获的一起假钞案，一次性查获假钞30万元，涉及造假者53人。犯罪分子分工明确，各司其职，明显呈现规模化、团伙化趋势。元代铅山郡(今江西铅山县)以制造假钞闻名。吴有文制造假钞远至江淮、延吉一带。他本人靠假钞致富，养打手，经常派人威胁他的线人，甚至与政府中负责打击假钞的官员对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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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如此嚣张的假钞犯罪活动，历代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防伪措施，可以总结为:

一是严惩不贷，赏罚分明，严禁假币的制造和流通。

在古代，当人们伪造货币时，政府最直接的手段就是用法律严惩造假者。太祖干德元年(964年)七月颁布的《宋刑制》规定:“私赚钱者，流三千里。未投者只需两年，未备者需一百职员。”乾德五年(967年)十二月，圣旨又发:“各州只准一月送官，逾期不送者有罪，敢私铸者弃市。”对于私自铸造铜钱的人，无论铸造的钱币数量多少，都将被判处死刑。唐太宗太平兴国二年(977)，规定每贯铜钱必须“四斤半以上”方可使用。凡不达标者，限一月送官，官出铜价。“境外犯罪者穷，私造者处死”。南宋时期，由于铜产量锐减，为了保证现有的铜材，对私铸铜钱者的处罚更加严厉。除了“私铸铜钱者”之外，对相关失职行为也有不同的处罚。

后来随着纸币的出现，铸币量急剧下降。此时纸币已经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，使用量大而广。与硬币相比，纸币更容易伪造，利润也更高。因此，政府多次宣布严禁制假，并进一步加重对违法者的处罚。当时法律规定对伪造的犯人处以斩首，并增加了奖励制度，给予陈等。具体来说，就是惩罚那些伪造、包庇、改用假币的人，惩罚失察官员和村庄；奖励举报人和自首者，奖励查获假钞的官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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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三十二年(1162年)《假口供法》规定:“犯人斩首，赏十两，不愿接受者，招为义队长。如果那些在行为和躲藏的人能向首长报告，免除罪过，得到奖赏，希望那些填官的人听听。”宋朝规定告密者要收一千两银子，晋朝三百两银子，元朝除了五锭纸币外，犯人的财产都要给告密者。在这些奖励下，许多造假者被抓，有效地起到了打假的作用。自那时以来，政府不断完善和丰富子法。这些都是政府贯彻“重刑严法，赏罚并行”原则严厉打击私自伪造假币者的最好体现。

二、严格控制货币，从源头上防止假币。

硬币需要铜、铁、锡等金属材料铸造，假钞需要钞票纸。北宋时，庄绰就已经指出，货币伪造是由于“材料广盈，适于盗窃”。意味着如果政府不能有效控制铜源，造假者就有足够的铸币资源。为了从源头上杜绝造假，政府应该采取禁铜、专卖铁、专卖钞纸等措施，发挥基础性作用。当时控制钱币和材料的具体措施包括:禁止私人开采和冶炼生铜，禁止私人买卖铜材，禁止出售铸铜器皿等。，目的是切断非法铸造的源头。宋代民间青铜器制造业不断发展，一些青铜器作坊商人借此机会私铸铜钱牟取暴利。

为了集中钱币和物资，专供宋政府造钱之用，据《宋史》卷一八○《食货二书》记载，宋律规定:“凡产山川铜者，禁止民采，以利官造钱。”唐太宗雍熙元年(984年)，江南各州政府也储杂款:“凡一斤四斤者，送阙，不足四斤者，灭之。民间还有不少恶钱，只好再申请禁止行善，法律稍微收紧一点。”

宋代还规定，宫庙、寺庙中的器械、兵器、铜镜、铜锣等铜制金属制品，由政府制作、出售，民间不得自行制作。凡是不适合政府制造的物件，如铜钟，都是由有关方面提出申请，经批准后，可以在政府的监督下铸造。铜制品如铜钉和门上的装饰品是被禁止的。通过上述一系列措施，宋朝政府没收并集中了大量的钱币于私人手中，有效地全面垄断了铜源，强化了其货币控制体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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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选货币纸币最早出现在四川。地方官员在打击假钞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。他们认为，只要在印钞纸的制造上多下功夫，选用普通人难以伪造的特种纸，就能有效防止伪造。为此，他们制造了明亮、洁白、耐用的优质纸张来印刷钞票。据史书记载，“川纸作钞，料细，制造制度不苛，民欲虚妄，尚难”。朝廷一些指定纸局做的纸，比不上四川纸。所以川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印钞的专用纸。这种纸只允许印钱，不允许私人购买。目的是有效防止假币。